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

“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鲁迅杂文探析

泰州市海军中学 卓 智

目    录

一、旧中国社会发展的“人史”

㈠ 从五四时期到1924年写《随感录》的时期——“热风期”

㈡ 1924年到1926年写《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时期——“直面惨淡的人生期”

㈢《而已集》至《花边文学》的时期——“飞跃期”和“高峰期”

㈣《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末编的时期——“准突破期”

二、旧中国社会奴性和奴才传统的批判史

㈠ 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落后。

㈡ 对奴隶性的批判直指黑暗的旧社会和专制的旧制度。

㈢ 自我解剖，揭示国民身上固有的奴性。

三、旧中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史

㈠ 通过对政治事件、社会现象、生活现象的直接评述来构建了当时众多的“社会相”的类型。

㈡ 通过人物形象的形式来反映生活的真实。

鲁迅的《热风》、《坟》、《华盖集》及其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杂文，是反映了20年代社会面貌和思潮的通史，然而它又深入底蕴，挖掘根源，因而在揭示时代生活的瞬间中，具有广阔无垠的历史深度。因此，鲁迅学家吴小美称鲁迅杂文是一部旧中国的特别的“人史”。

㈠ 从五四时期到1924年写《随感录》的时期，可称为“热风期”，内容是一般的社会批评，风格上是直射目标。

广泛的社会批评成为鲁迅早期杂文创作的特色。“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痒’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列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鲁迅《热风·题记》）^⑵从“虚无哲学”到奴隶主义，从盲目自大的“爱国论”到光怪陆离的社会相，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这些杂感涉及的问题很多，却始终贯串着“五四”的时代精神——民主与科学的要求。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以及其它一系列杂感里，鲁迅猛烈地攻击腐朽的名教、吃人的礼法；反对寡妇主义，反对坚壁清野主义，宣传家庭革命，号召青年扫荡封建制度，推翻吃人的筵宴，消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㈡ 1924年到1926年写《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时期，可称为“直面惨淡的人生期”，这一时期杂文的内容是向统治者的帮闲和帮忙作斗争，有的是直接和当权者作斗争。

散文集《坟》的部分作品，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在《坟·摩罗诗力说》中，“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⑷。 摩罗是梵文，欧洲人说“撒但”，意思是天魔。鲁迅的叙说这些天主人魔诗人（裴伦等等），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自己以为只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涂的目标，范本”，“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写在“坟”后面》）^⑷。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这“桥梁”才是真正通达到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

不仅如此，鲁迅的杂文还从广泛的社会批评转到激烈的政治斗争。

收在《华盖集》后半、《华盖集续编》以及《坟》的最后一部分，环绕“五卅”事件、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而写的杂文，突出地显示了民主革命斗争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右翼合流以后的新的任务和意义。

发生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请愿人民的血的历史，是二百多名请愿群众倒在血泊中的惨烈的一幕，更是中国人残害中国人的一场罪恶、一场悲哀、一场耻辱！在惨案发生后的第六天，鲁迅先生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毅然写下悲愤沉痛的悼念文章——《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以此来警醒中国人民永远记住这笔血债！文中指出：在封建统治者的血腥屠杀面前，“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⑸这是愤怒的呐喊，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只有爆发，才有生的希望，只有爆发，才有美好的未来，如果，一味的沉默，只能换来灭亡。

㈢ 写《而已集》至《花边文学》的时期，可称为“飞跃期”和“高峰期”，其特点是四面战斗，率领着一支队伍，作集团的战斗。

从一九三0年前后开始，鲁迅的思想趋于成熟，不再是谈论“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为理想去探索和追求。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⑹，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战斗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他这样做了。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鲁迅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了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理论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

㈣ 写作《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末编的时期。这一时期从1935年以前非常愉快的时期转为苦闷、急躁，也许显示着本应出现新的突破，故可称为“准突破期”。

 “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⑺在《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里，进一步以抒情的笔调，生动的故实，描绘了被奴役的命运，揭开“韵事”里面的惨痛，“艳传”背后的耻辱，说明“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⑻鲁迅要求人们从历史里得出教训，面对残酷的现实，向国内外的压迫者抗争，寻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战斗，中国人民本来就具有英勇不屈的传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鲁迅指出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有他们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到了三十年代，即使这种力量“被摧残，被抹杀”，以至被逼转入“地底下”，却仍然在“前仆后继的战斗”。^⑼在《“题未定”草》的最后一节里，鲁迅以北平居民纷纷慰劳“一二九”运动中被警察袭击的游行学生为例，热情充沛地赞扬了他们，他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分析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这便是革命的柱石。“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⑽这里又对国民党反动派作出答复，表现了作家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革命未来的乐观。

杂文是鲁迅一直运用到生命最后的武器。环绕着每一历史时期的中心斗争，从“五四”当时打倒封建势力和传统习惯开始，经过对反动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右翼的长期鏖战，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在狼烟遍地、短兵相接的反文化“围剿”中，作者通过这种文体及时地揭示社会现实，可以说鲁迅的杂文是时代的历史，是一部旧中国社会发展的“人史”。

二、旧中国社会奴性和奴才传统的批判史

鲁迅的杂文，是刺向旧社会的匕首、投枪。他杂文中对奴性的批判文字虽不多，但思想深邃、犀利，有震撼力，同样令人难忘。鲁迅对国民性中的中庸、守旧、好面子、虚伪、势利、媚外、麻木、奴性等病态劣根性多有揭露。但总起来看，他认为，总病根是卑怯、奴性，无自主、自立、自强的反抗精神。

㈠ 揭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落后。

鲁迅先生东京的求学时，在一次上医学课前放的日俄战争新闻电影片的画面中，他看到许多体格强壮的中国人作为看客，麻木地看着日军砍下自己同胞的头颅。他受到强烈的刺激：“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⑾于是他决计转向提倡文艺运动。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有着很深的思考和认识，他痛感当时国民的落后和不觉悟，痛感改造国民性之重要和艰难。他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热风·随感录三十八》）^⑿与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落后、不觉悟。因此，“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⒀

鲁迅先生在与旭生先生的通信中指出：中国人的惰性表现有二，第一是听天由命，第二是中庸，认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姿的，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鲁迅痛切地说：“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 （《华盖集·通信》）^⒁中国人受强者的蹂躏已蕴蓄着很多的怨愤，但有些人却不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鲁迅称这些人是卑怯者，无论如何鼓舞，也不会使他们有面临强敌的决心。他对国民性中卑怯、奴性无比痛恨。他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华盖集·杂感》）^⒂他又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华盖集·北京通讯》）^⒃在强者面前，奴颜婢膝，逆来顺受，苟且偷安，这只能导致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直致灭亡，这是惨痛的教训。

㈡ 对奴隶性的批判直指黑暗的旧社会和专制的旧制度。

鲁迅对奴隶性的批判直指黑暗的旧社会和专制的旧制度，力图震醒沉睡中的国民。针对保守、复古思潮盲目赞颂中国文明，鲁迅激愤地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坟·灯下漫笔》）^⒄

鲁迅对奴性十足的奴才进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奴性者虽卑怯，无自主性，但它对强者和弱者有着两副绝然相反的嘴脸：“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华盖集·忽然想到（七）》）^⒅。基于对历史的思考，他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且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⒆这是对奴才做了主子而显出的嘴脸的勾勒。他又对主子沦落成了奴才的嘴脸作过揭露：“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南腔北调集·谚语》）^⒇奴才与主子可以转换，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并没有动摇。这是因为奴才的这种卑劣性是由专制制度造成的。“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21）专制制度造出奴才，专制制度需要奴才，专制与奴才是相依为命的。奴性为奴隶之性，但并非所有奴隶都有奴性，都是奴才。当奴隶觉醒之后便有了反抗意识，这样的奴隶决不是奴才，而是反抗压迫者的英雄。鲁迅说：“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篾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花边文学·过年》）^（22）鲁迅认为，文学家们的使命在于唤醒奴隶们的觉悟。他对宣扬奴化意识以麻醉人的精神的帮凶者表示出极端鄙视和愤慨。他指出：“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是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南腔北调集·漫与》）^（23）鲁迅本人的文字是催人觉醒的惊雷，召唤战斗的号角。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极力奴化中国人民，力图培植、豢养一批为他们服务的奴才。鲁迅对洋奴、“高等华人”、宠犬、西崽多有揭露批判。他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洋大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24）在谈到电影的作用时，鲁迅指出，流行于上海的西方武侠片、色情片，不仅为西方人“多吸收一些金钱”，而且“冥冥中也还有功效在”，使看者觉得“自己只好做奴才”、“自惭形秽”（《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25）。这深刻地揭露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电影等文化手段不知不觉地进行奴化教育的卑劣目的。

㈢ 自我解剖，揭示国民身上固有的奴性。

鲁迅对国民性的解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自己摆进去，这与通常的启蒙思想家站在民众之上居高临下进行教育不同。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26）。他在《坟·灯下漫笔》中回忆民国初年，纸币暴跌时将纸币兑换成现银时的心情和感想时写道：“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了之后，还万分喜欢。”^（27）他又写过：“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华盖集·忽然想到（三）》）^（28）由于中国旧的传统根深蒂固，因此，“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说得多深刻啊！仔细一想，即使在今天，这种现象似曾相识。

鲁迅先生对奴性的深刻批判，显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29）

三、旧中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史

鲁迅的杂感不仅含有精辟的见解，而且时时画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的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

㈠ 通过对政治事件、社会现象、生活现象的直接评述来构建了当时众多的“社会相”的类型。

在鲁迅的杂文里，通过抄录各报上的新闻“拔萃”、选择单个的富有“漫画相”的典型事物等等来概括生活的真实。他用“落水狗”的形象揭示了当时北洋军阀段祺瑞及其帮凶的丑恶嘴脸；他把那些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的“正人君子”比喻成“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蚁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鲁迅杂文中所构建的这些“社会相”类型，不是某些观念的类型图解，也不是贴在某类人群身上的别号，而是与生活原型达到“形神俱似”水平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具有浮雕感，本身包括三个形象层次：形态；神态；神髓。 “落水狗”、“西崽相” 、“叭儿狗”和 “乏走狗”，则是这众多形象的典型代表。^（30）

鲁迅先生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所说：“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31）

为了不使这种血重流，鲁迅先生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提出著名的“打落水狗”的主张，反对姑息的态度。当时北洋军阀段祺瑞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北京工人学生又举行示威游行，促其即日下野，有人出面提倡“费厄泼赖”，说什么“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针对这个情况，鲁迅先生根据自己亲见的事实：辛亥革命的不彻底，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爬上了封建龙座；许多沉渣又随着泛了起来，当初将小辫盘在头顶上的绅士老爷们到民国二年下半年，就都冒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者的现实。譬如章介眉，秋瑾被满清杀害就是他告密的。辛亥革命爆发后，秋瑾的战友王金发来到绍兴主政，鲁迅和范爱农要求王金发为秋瑾报仇。王金发捉住了章介眉，要为战友报仇，但时隔不久，王却认为，现在已是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竟然放了章介眉！“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被袁世凯的走狗杀掉，而最有力的参与者就是那个章介眉！在文中他列举历史事实，说明“‘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主张不打落水狗，却不知道狗性不改，一旦爬上岸来，仍然会把人咬死，这些人如同是“农夫”怀里的“蛇”和“东郭先生”囊中的“狼”，一旦缓过气就会绞杀革命。文中指出，如果以为落水狗可怜，则天下“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在文中鲁迅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传统思想中虚伪的中庸之道作了深刻的批判，提出痛打“落水狗”口号，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32）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坚定的立场。 “落水狗”的形象揭示了当时北洋军阀段祺瑞及其帮凶的丑恶嘴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㈡ 通过人物形象的形式来反映生活的真实。

鲁迅杂文在写人方面，有它的特点，常常以极简练的方法突出地刻画人物的部分特征或本质特征来表现人物形象。所写的同性质的或有关同一“对象”的杂文的篇章中，还可以看到形象的综合。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这种用综合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手法来塑造一个完整的具象，并用以概括现实生活的真实，是鲁迅杂文中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典型化方法。

例如收在《华盖集》中的《牺牲谟》，通篇记录了一个脑满肠肥而又衣冠楚楚的伪君子在做劝人“牺牲到底”的动员报告。用的是娓娓动听的言词，打的是“失敬失敬，原来我们还是同志”的旗号。他竟饶不过“牺牲”得只剩一条破裤的穷汉，要把这仅有的遮羞裤子骗掠到手，还要他爬到自己的公馆去亲献。而这一切，据说还是为了“成全”这穷汉的“晚节”，以免因为还有裤子未“牺牲”而“留下一点白璧微瑕”^（33）。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揭示了牺牲主义的实质，就是要别人牺牲，自己独享这别人牺牲的成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作者正是以这种可信、可感、可读的漫画手法，通过渲染与夸张，凝聚他们同类中的丑恶，集于“这一个”人物的这一事件进程中展现，达到讽刺的目的，其典型的意义，当不在常为人称道的“哈巴狗”、“细腰蜂”、“带铃铎的山羊”等形象之下。

 ㈢ 以历史上的典型人物、事件，或是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谚语或成语、格言等，作为概括生活现象的一种形式。

例如收在《坟》中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作者希望雷峰塔倒掉，最早是由于一个民间故事。但是在作者心目中的雷峰塔，也显然已和白蛇的传说无关，变成了封建势力的一个象征。希望雷峰塔倒掉决非出于个人好恶，而是普天下人民的共同愿望。因为这样一个“得道的禅师”、“非凡的人”，“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的心态，“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荼毒生灵”构建这座“镇压之塔”，又有谁不希望它倒掉呢？而法海最终“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罗汉模样的东西……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 一天为止出不来”^（34）。作者正是通过这个故事，无情地嘲讽自以为得计的法海之流的愚蠢狂妄，揭示了一切封建统治者和卫道者终归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这一必然规律。

此外还有运用反语使丑恶的形象更丑陋。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中，他指出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只会运用一些“六君子”之类“开国元勋”，“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人，……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35）。对于这一点它属于鲁迅杂文艺术特征的问题，本文就不在论述。

同鲁迅生活的时代相比，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只要打开鲁迅著作，就会惊奇地发现，他很多作品好像就是写于今天，我们不能不惊叹他对我们的民族性乃至整个的人性的高度的洞察力。这深深地启示我们，当今中国仍需要鲁迅，社会的变革特别是人的思想的变革仍需要鲁迅思想的推动。

附录：

⑴ 《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P576

⑵ 《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题记》P291

⑶ 《鲁迅全集》（第一卷）《坟·摩罗诗力说》P66

⑷ 《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写在“坟”后面》P283

⑸ 《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P273-277

⑹ 《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P233-238

⑺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序言》P33

⑻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P180-181

⑼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P117-118

⑽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九）》p435

⑾ 《鲁迅全集》（第一卷）《<呐喊>自序》P417

⑿ 《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随感录三十八》P313

⒀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两地书》P31

⒁ 《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通信》P26

⒂ 《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杂感》P49

⒃ 《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北京通讯》P52

⒄ 《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灯下漫笔》P216-217

⒅ 《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P61

⒆ 《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P301-302

⒇ 《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谚语》P542

（21）《鲁迅全集》（第一卷）《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P366

（22）《鲁迅全集》（第五卷）《花边文学·过年》P440-441

（23）《鲁迅全集》（第四卷）《南腔北调集·漫与》P588

（24）《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P311

（25）《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P389-412

（26）《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写在<坟>后面》P284

（27）《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灯下漫笔》P211

（28）《鲁迅全集》（第一卷）《华盖集·忽然想到（三）》P16

（29）《毛泽东选集》（第 卷）《新民主主义论》

（30）《<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

（31）《鲁迅全集》（第一卷）《坟·写在<坟>后面》P283

（32）《鲁迅全集》（第一卷）《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P270-277

（33）《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牺牲谟》P33-36

（34）《鲁迅全集》（第一卷）《坟·论雷峰塔的倒掉》P171-173

（35）《鲁迅全集》（第三卷）《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P217

说明《鲁迅全集》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书目：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张梦阳 《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一版）

瞿秋白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吴小美 《一部旧中国的特别的“人史”——再论鲁迅杂文对奴性和奴才传统的批判》（《鲁迅研究》1983年10月第5期）

刘再复 《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文学评论》1981年9月第5期）

陈本华 《鲁迅杂文中的典型化问题的初步探讨》（《福建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